好在开放的民事立法模式为后续的判例、司法解释和配套性立法提供了空间，最终反映在侵权责任法上，形成了人格权利体系。

可见，人们多言瑞士民法典对民国民法典的影响，其实可以追溯自大清末年之转制。参见前引[63]，杨立新主编书，第 239 页以下。

第 26 条至第 30 条，是此条但书部分的具体规定。参见谢怀栻：《大陆法国家民法典研究》，载易继明主编：《私法》 第 1 辑第 1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 页以下。曹险峰博士概括三种观点，其一，纳入民事主体制度。刘春堂教授说，就此而言，两者（即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引者注）已无差异。德国民法典之第二草案曾有法人人格权规定，但最终放弃。

正是意识到这一点，二战之后的德国人之反思，其中之一便是通过制定 《基本法》，确立尊重与保护人格尊严这一基本原则。[32]另外，实践中，在一定程度上也承认一些事故（如交通肇事等）中的补偿，具有 精神上的安慰的功能。② 即使在学界，关于罪行极其严重的含义，争议也是颇多，说法不一，至少有三类不同的观点，即客观危害说、主客观相统一说和法定刑标准说。

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1990年8月27日至9月7日通过的《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更加详细地规定：执法人员在执勤时应尽可能采用非暴力手段，最后不得已方求诸使用武力或火器。明确生命权的限制标准，可以保证武器使用的执法统一。[5] 过去在严打期间，各级法院往往从宽理解和解释死刑适用的有关条款，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多，罪犯生命权的剥夺随意性大，导致我国判处死刑的数量居高不下，也违背了我国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1983年欧洲理事会成员国又签署了有关废除死刑的《欧洲人权公约第六号议定书》，其第1条规定：废除死刑。

⑧ 这种过度限制警察用枪的错误做法，是执法出了问题，这并不表明目前我国有关警察使用武器（即开枪）的规定限制过于严格，也不能表明今后全国人大在立法时不应以限制警察开枪为原则。（b）为实行合法逮捕或防止被合法拘留的人脱逃。

⑤ 有必要指出的是，1950年欧洲理事会成员国签署的《欧洲人权公约》（即《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最早作了相关规定，其第2条规定：1、任何人的生命权均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任何人不得被判处或执行这样的刑罚。（3）死刑在完全废除前，只能依法适用于危害国家、危害人的生命和健康的特别严重犯罪。显然，研究生命权的限制标准对生命权的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调查，在司法实践中，一个省市每年实际适用的死刑罪名一般不超过15个，有的还不超过10个，杀人、抢劫、强奸、盗窃、伤害、放火、爆炸、拐卖人口、贩卖毒品等几种罪名的死刑适用量，占到了全部死刑适用量的90%以上。（三）抢夺、抢劫枪支弹药、爆炸、剧毒等危险物品，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4）除在正当防卫、紧急状态、逮捕罪犯、制止犯人逃跑、镇压武装叛乱或军事政变的情形之下，不允许对人使用武器。⑦ 在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通过之前，我国刑法有424个罪名，其中有68个罪名可以判处死刑，占罪名总数的16.03%，平均每6.24个罪名中就有一个可以判处死刑，而且83.6%的死刑罪名是非生命犯罪。

⑥ 《关于保护面临死刑的人的权利的保障措施》被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2007年11月15日通过的一个题为暂缓适用死刑的决议认为是适用死刑的最低标准。其中，就有网民惊讶道：嫌犯或罪不至死，警方不无滥用枪械之嫌。

（九）聚众械斗、暴乱等严重破坏社会治安秩序，用其他方法不能制止的。然而，死刑侵犯生命权的观点越来越受到重视，废除死刑的国家也越来越多，已经成为世界潮流。

参见张远煌著：《中国非暴力犯罪死刑限制与废止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175页。为此，本文拟对生命权的限制标准作一点粗浅的探讨，以期抛砖引玉。2、任何人的生命不受剥夺，只有执行法院依法作出的其罪当处此刑罚的刑事判决除外。这些规定对世界上许多国家关于生命权保护和限制的宪法规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警察使用武器针对的正是公民的生命权。《公安机关公务用枪管理使用规定》第22条规定：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的规定使用公务用枪，有下列情形的不得使用枪支：（一）处理一般治安案件、群众上访事件和调解民事纠纷。

第11条规定：人民警察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立即停止使用武器：（一）犯罪分子停止实施犯罪，服从人民警察命令的。只有58个国家保留了死刑。

（七）使用枪支可能引起严重后果时。作为最高人权和所有权利中最基本的权利[1] 的生命权也不例外。

总的看来，目前我国在生命权的限制标准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生命权的限制标准规定得不够具体明确在适用死刑剥夺生命权的标准方面，我国刑法第48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但对于何为罪行极其严重，没有明确规定。无论如何，只有在为了保护生命而确定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才可有意使用致命火器（第9条）。

联合国大会1979年12月17日第34/169号决议通过的《执法人员行为守则》第3条规定：执法人员只有在绝对必要时才能使用武力，而且不得超出执行职务所必需的范围、使用武器应认为是极端措施，应竭力设法不使用武器，特别不对儿童使用武器。长期以来，我国公安机关和武警当场击毙的新闻屡见不鲜，其中一些当场击毙是否确有必要、是否存在警察随意剥夺生命的情形受到人们的质疑。但其中也存在国家有关规定这样不明确的规定。（d）确保尽快通知受伤或有关人员的亲属或好友（第5条）、执法人员不得对他人使用火器，除非为了自卫或保卫他人免遭迫在眉睫的死亡或重伤威胁，为了防止给生命带来严重威胁的特别重大犯罪，为了逮捕构成此类危险并抵抗当局的人或为了防止该人逃跑，并且只有在采用其他非极端手段不足以达到上述目标时才可使用火器。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对财产犯罪、经济犯罪、政治犯罪以及一般而言不涉及使用暴力的罪行规定死刑。同样是人口大国的印度的刑法典只有区区7个条文规定了死刑，而且其中有5个是涉及人命的犯罪，显然其死刑主要是针对故意杀人这类犯罪（参见张文等著：《十问死刑——以中国死刑文化为背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115页）。

由此，生命权的限制标准，就是生命权的剥夺标准，也就是说，生命权的限制标准是解决生命权在什么情况下（或符合什么条件）才能予以剥夺的问题。（c）确保任何受伤或有关人员尽早得到援助和医护。

（五）罪犯抢夺武器的。（b）尽量减少损失和伤害并尊重和保全人命。

⑥ 我国可以将适用死刑的罪行极其严重的罪行界定为故意侵害生命或其他极端严重的暴力犯罪。但对于哪些属于紧急情况以及什么是国家有关规定规定不详。我国已经签署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为此我们可以并应当借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有关规定和相关解释，来界定何为适用死刑的罪行极其严重。（七）国家规定的警卫、守卫、警戒的对象和目标受到暴力袭击、破坏或者有受到暴力袭击、破坏的紧迫危险的。

对于武器的使用问题，建议由全国人大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警械和武器使用法》，明确规定警察使用武器的情形，也就是明确警察使用武器剥夺生命权的标准。当然，限制警察使用武器，并不是禁止警察使用武器，而是要在维持社会秩序与保障公民人权之间取得最佳平衡，使有关警察使用武器的立法既满足控制犯罪的需要，又不致侵害公民的生命安全。

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且没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的。（二）犯罪分子处于群众聚集的场所或者存放大量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等危险物品的场所的，但是不使用武器予以制止，将发生更为严重危害后果的除外。

（四）从事大型集会保卫工作时。③ 正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陈华杰所指出的，我国刑法有关量刑尤其适用死刑的弹性条款可分为7类：情节严重的、情节特别严重的、情节恶劣的、情节特别恶劣的、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造成严重后果的、后果严重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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